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就国家粮食安全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做好新时代粮食安全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
保障粮食安全重要性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立足于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形势，从理论层面回答了为什么要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扛什么样的重任等重大问题。
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因此，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必须从政治上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粮食方面出了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基于对粮食战略价值的准确评估作出的重大判断。我国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粮食产量突破7亿吨，人均粮食产量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粮食安全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民以食为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随着高水平、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逐步构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步提升。在供给充足的基础上，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向均衡营养、健康膳食转型，食物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不仅让人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而且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还可以促进粮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粮食安全是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支撑。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什么时候都要绷紧，一刻也不能放松。保障粮食安全并非排斥国际合作，而是强调在开放条件下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确保关键领域自主可控。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粮食连年丰收，水稻、小麦、大豆全部为自主品种，“十四五”以来口粮自给率在100%以上。具备充足的储备和库存、强大的加工能力，确保粮食市场供应量足价稳，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
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国情粮情，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实践中，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推动粮食安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逐步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国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同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退化耕地治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着力提升耕地质量。截至2024年，典型黑土地重点县累计保护面积超3亿亩次，15个酸化耕地集中省份推进治理试点，耕地可持续利用能力显著增强。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提升农业用水效率是增强粮食产能的重要路径。农业用水占我国用水总量的60%以上，在耕地资源趋紧与水资源时空错配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推进喷灌、滴灌、微灌、水肥一体化等精准灌溉技术在主产区和缺水区加速普及，以及节水灌溉技术广泛应用，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2013年的0.523提升至2024年的0.58，农业年节水量达24亿立方米。农业科技持续推广应用，2024年底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2%，农机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75%，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为粮食生产能力提升提供了强劲动能。
逐步健全粮食储备调控体系。供应链稳定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我国持续完善储备体系，健全中央和地方、实物和产能、政府和企业储备相结合的储备机制。《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等发布，逐步建立起涵盖粮油仓储管理领域的制度标准体系，初步建成覆盖广泛、功能完善、结构多元的粮食储备仓储网络，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标准。随着多层次储备体系日益完善，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应急加工与储运能力持续提升。截至2024年，全国粮食应急加工企业近7000家，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超170万吨，可满足全国居民两天以上口粮需求。同时，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加速推进，粮食物流骨干通道全部打通，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格局基本形成，粮食物流效率稳步提升，各地建成一批覆盖主要粮食生产和消费区域、具备一定辐射能力和示范作用的物流节点和粮食物流园区，节点集散功能完善，有力促进了产销衔接。此外，粮食国际供应链成为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我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粮食合作关系，农产品进口来源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粮食进口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和结构韧性显著增强。
不断完善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体制机制。一方面，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党政同责”，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施行，明确提出“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权责明晰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为解决一些粮食主产区“粮财倒挂”的发展困境，我国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督促主销区对主产区进行必要的利益补偿，激发地方粮食生产积极性。同时，针对种粮农民面临的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持续完善支农惠农政策体系以及种粮风险保障机制，通过农业补贴、保险政策等组合措施，确保农民收益稳定。另一方面，健全农业经营体系。聚焦“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问题，统筹兼顾扶持小农户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健全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一体系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经营分散、效率不高的难题，大幅提升农业组织化、规模化水平，推动农业经营效率显著提升，粮食生产方式由粗放分散向规模集约转型，为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重要保障。
粮食安全仍面临风险挑战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也要清醒认识到，随着全球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重要农产品供给仍面临诸多风险挑战，部分农产品的供给保障水平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存在差距，与建设农业强国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短板弱项。
粮食供需紧平衡格局没有改变。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虽然达500公斤，但供需紧平衡格局没有改变，需关注制约粮食生产的土地、技术、劳动等要素。一方面，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下降以及耕地“非粮化”倾向仍然是最突出的风险因素。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耕地数量由2009年的20.31亿亩减少至2019年的19.18亿亩，逼近18亿亩耕地红线。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中低产田占三分之二以上。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耕地撂荒现象，如西南山区耕地撂荒面积约占其耕地面积的10%。另一方面，技术要素释放不够充分，口粮外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仍有较大提升潜力。随着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玉米、大豆的需求压力增大，在饲料粮种植面积难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单产需尽快跟上国际先进水平，尤其要关注农业基础设施不足、土地细碎化等制约单产提升的因素。我国人均耕地面积1.36亩，耕地块数却达5.7块，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规模化经营和农机投入。
食物供给与消费需求结构不匹配问题凸显。随着食物消费结构加快向多元化、优质化、营养化升级，对保障粮食安全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具备“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供给能力，然而也要看到，在满足养殖业需求方面，虽然能量饲料原料可实现基本自给，但是蛋白饲料原料依赖进口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蛋白饲料主要依赖豆粕等油粕，在耕地资源约束下，油料作物生产能力不足，食物供给与消费需求结构不匹配问题凸显。
科技创新尚未形成系统支撑。一是种业发展面临技术和产业双重瓶颈。虽然主粮的种子已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也超过80%，但大豆、畜禽、水产、蔬菜的核心育种材料与高端品种仍依赖进口。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尚需进一步健全，产学研衔接不够紧密，导致育种、繁育和推广等环节协同不足。二是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不高。受限于土地经营规模和资金约束，耕作机器仍以小型拖拉机为主，“无机可用”“无好机用”制约了单产提升。三是粮食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高。智能设施主要用于数据采集，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不突出。数字化技术对加工和流通环节的效率提升不明显，粮食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的价格监测系统尚未建立，重要农产品保供的精准性、前瞻性需进一步提高。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的基础支撑，只有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守住管好“天下粮仓”，才能在严峻复杂的世界变局中有效防范抵御各类风险挑战。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
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责任机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关键在于责任落实。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推动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明确各地保面积、保产量、提质量责任。完善各地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机制，突出耕地保护、单产提升等关键指标，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激发重农抓粮的主动性。加大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力度，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完善产粮大县奖补政策，中央预算内投资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让主产区抓粮不吃亏、有干劲，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提高政策效能。稳定粮食生产，必须保障农民种粮收益。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要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在稳定农民收益预期的同时，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范围，确保农民种粮有利可图、生产有积极性。针对不同区域、经营主体分类施策，推动政策资源向重点品种和薄弱环节倾斜。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推动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在适度进口弥补国内缺口的同时，统筹进口管理和农业产业安全保障，防止部分品种过度进口冲击国内市场。
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挖掘增产潜力。在耕地资源约束下，提升单产是突破增产瓶颈的关键。“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要聚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集成推广高产技术模式，推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深度融合。分品种、分区域优化生产布局，巩固主产区优势，挖掘潜力区产能，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加快形成与资源环境相匹配的生产格局。强化科技支撑和示范带动，开展高产创建和绿色攻关，推广节水节肥、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应用。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健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提升抗旱防洪除涝能力，增强农业生产韧性和稳定性。
强化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夯实产能根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切实提高耕地利用效率，要从保障数量、提升质量、改善生态等方面统筹优化。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确保耕地数量稳定、用途可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补上灌溉排水、地力提升等短板，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良田，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强黑土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利用，推行有机肥还田、轮作休耕等举措，稳步提升耕地质量。
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地就那么多，稳产增产根本出路在科技。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支撑。要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新品种。推动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加快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等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推进农机农艺融合，提升粮食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程国强，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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